他没有反驳我的观点。

事实上，友利坚军队体系几乎符合我所描述的“怪物”的所有特征。

若要反驳这个论断，只有阐述其所包含的道德义务和为之做出的努力。

而众所周知，一位合格的现代政客，从来不会为道德赋予工具属性与表面装饰之外的任何意义。

更不会让其干扰自己思考的纯粹性。

在这一步上，我们很容易便达成了共识，并由此进入下一步。

“正是由于定义上的偏差，”

黄杨木雕成的飞鸟在我的指尖转动，其翅尖划过空气，无声无息，

“自乔治·马歇尔试图将战时的统帅部经验，移植为一种和平时期的官僚常态以来。

所有针对友利坚军事集团的政策，都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一个根本性的误区。”

“他们试图使‘实’，去强行靠拢那个早已与现实脱节的‘名’。”

这是一种认知上的倒错。

就像古代经院学者在‘名实之争’中，坚持认为柏拉图理型世界里的完美的‘马’，比尘世间任何一匹可以被触摸、被驾驭的血肉之马都更为真实一样。

他们挥舞着各式各样的政策工具。

从麦克纳马拉主导的、试图用成本效益分析来量化国防产出的PPBS系统；

到卡特时代试图斩断军方与国会间利益输送的种种廉政法案；

再到‘金水法案’后对参谋长联席会议进行的重组……

其目的无一不是限制这个托拉斯的无序扩张，削弱其与政治实体的过度绑定。”

“然而结果呢？”

我暂停了叙述，将视线投向朱利安。

“变得更糟。”

他给出了理所当然的答案，“‘旋转门’现象非但没有被遏制，反而演变成了一种制度化的、心照不宣的人才环流。

军事产业集团从未被真正削弱，反而因为邦联政府更深层次的介入，藤蔓缠绕巨树一般，与整个官僚系统彻底融为了一体。”

“您明面上，似乎一直主张削减F-35项目的预算，对吗？”

这句话的语气非常随意，像是只在谈论天气。

“是的，该项目成本超支严重，技术可靠性也一直存在争议……”

我抬手，打断了他的官方辞令。

“但是，我相信您也收受过军工集团的好处。

对吗，朱利安部长。”

他的瞳孔有那么一瞬间的收缩，如同被强光照射的猫眼。

嘴唇下意识地张开，那个“不”字几乎就要脱口而出。

但他没有。

在绝对且直白的权力结构与利益网络面前，个人道德姿态显得既虚伪又可笑。

短暂的沉默，便是最高明的回答。

“是的。”

他终于承认，声音里不带一丝羞愧，只有陈述事实的坦然，

“从我进入国防系统以来，一直如此。

一些非公开的政治献金，一些来自企业顾问委员会的丰厚酬劳，一些内部的股票信息……

但这没什么，我的同事们，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么做。

不是吗？”

“当然，您做得对极了。”

我给予他肯定的微笑，“您，以及六角大楼E环走廊里的所有人——阿什顿·卡特、劳埃德·奥斯汀、马克·埃斯珀……你们都没有错。

真正错的，是那些试图用道德的刀锋去切除利益肿瘤的政策。”

我向后靠去，让身体的重量完全陷入椅背的皮革之中，姿态前所未有的放松。

“这便是那些政策的荒谬之处。

它们的制定者，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，友利坚的国防系统，乃至于整个政治系统，其底层架构早已不是孟德斯鸠所设想的三权分立。

而是一家以国家名义运营的、股权高度分散的巨型企业。

一个传统的、前现代的、寄希望于官员道德自律的介入方法，不可能对这个系统产生任何作用。”

“国民、自由、民主、文明，从来只能是财报扉页上的企业愿景，而非指导生产经营的行动纲领。

良知，除非能作为一种提升品牌形象的公关工具，否则只会是拖累效率的沉没成本。

因而，我从来没想过，要以改良的方式来推进我的计划。”

我的这番言论，似乎终于让他感到丝真正的陌生。

他身体前倾，双手交叉放在桌上，展示出一个准备认真聆听的姿态。

他已经意识到，我即将展示的方案的指向。

就好比在进行一场复杂的几何学证明。

所有的公理与前提条件都已陈列完毕，通往最终结论的路径已然清晰可见，只需选择最精炼、最高效的那个证明方法。

“你想怎么做？”

他的声音有些低沉。

“解决问题的关键，在于回归事物的本质，”

我陈述道，“用商业的方法解决商业问题，用市场的方法解决市场问题。”

“商业、市场？”

他重复了一遍，眉间的沟壑加深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