贞观年间，水旱连年不断，治水成为迫切任务，唐初对治水专门机构加以整顿。在中央工部置水部郎中和员外郎各一人，“掌天下川渎陂地之政令”。此外还制订出水利和水运的专门立法，即《水部式》，以刑律保护河水与堤防的合理使用。李世民执法严，对失职官员严加惩处。贞观十八年，太常卿韦挺负责水运粮食至辽东，事先没有视察河道，致使六百余艘粮船困河道“浅塞不能进”，故被“械送洛阳”，遭到“除名”处分。

在李世民的倡导下，各地官员纷纷行动起来，如扬州长史李袭誉，“引雷陂水，又筑勾城塘，溉田八一百余顷。”沧州刺史薛大鼎，针对州内无棣河淤塞、不便通航与灌溉的情况，上疏建议开河。经批准后，经百姓的辛勤劳作终于开通了。据史载，在唐前期一百多年中，劳动人民修建的水利工程多达一百六十多项，仅贞观年间就修筑二十余处水利工程。如在蒲田筑诸泉塘、永丰塘、横塘，国清塘等，总溉田一千二百顷，这些都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的发展。

李世民十分强调去奢省费，躬行节俭。贞观元年，他想营建一座宫殿，材料都准备好了，但一想到秦之的教训，就放弃了。为了劝课农桑，李世民恢复了自东晋以后被废弃达数百年之久的藉田仪式。颁布《藉田诏》，在施行之日，盛况空前。

李世民经常派遣官吏巡视各地，劝课农桑，强调“国以人为本，人以食为命，若禾谷不登，恐由联不躬亲所致也。”劝课农桑的关键在于不违农时，十分强调“农时是要，不可暂失。”贞观五年，曾发生过举行礼仪与农时冲突的事件。阴阳家建议“皇太子将行冠礼，宜用二月为吉”，二月正是春忙，李世民宁愿屈礼而贵农，说：“今东作方兴，恐妨农事，今改用十月”。李世民的冠礼乃一国大事，他不顾阴阳家的劝说而改期，可见他对不失农时的重视。李世民